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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法逃离北上广,但北上广想让你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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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7 09:01: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从整体上看,中国人并没有“逃离”北上广。据各地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2014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包括户籍+非户籍)从1921万人暴增至2425万人,净流入量高达504万,位居全国城市之首。排名第二的北京不甘示弱,常住人口净流入量达到396万,总数达到2151万人。广州略逊一筹,常住人口净流入量为275万,位列第四。
奔向北上广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例如根据北京市统计局,2015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来源地涉及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安徽5个省,合计占到57.6%。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所有常住外来人口中,离开户口登记地五年及以上的人占了47.1%,比起2010年又提高了17.3%,这意味着想要留下长期定居的人越来越多。
2015年10月26日,北京,农民工正在建材市场外等待工作机会。/REUTERS

相比之下,那些人口流出地就稍显悲惨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告诉我们,安徽约有962万人奔赴外省,其中去上海的就占了27.0%;湖南人口流出约为723万,超过半数都去了广东(包括广州)。这些枯燥的数字都是在证明:即使确实有身处北上广的人离开北上广到别处定居,那也抵挡不住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人流。
北上广之所以受青睐,都是一些再简单不过的经济原因:就业机会更多、工资更高……
人们青睐北上广,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北上广的就业机会更多、更丰富。你在偏安一隅的县城无法成为一个剧场的安保人员,或者无法靠演出来养活自己,但在北上广就有可能。文化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全国有专业剧场873家,平均每10个县级城市才拥有1个专业剧场,但一个北京就拥有多达数十个专业剧场。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专业剧场全年平均演出场次在100场以上,其他地区大约平均只有40场。
《城市的胜利》一书作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解释道,城市的密集人口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提供了一个市场。在纽约、旧金山、芝加哥和伦敦,有数百家专门服务于特定消费群体的餐馆;它们烹制全球各地的美食,融合各地不同的烹调方式,可以满足富裕或贫穷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而在人口密度较低的远郊,各个家庭往往会自己做饭吃,无论他们是否擅长厨艺。——格莱泽的推论同样适用于北上广,唯一需要区分的是,北上广的食品质量恐怕没有上述城市来得安全。
2016年6月16日,上海,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影迷购票踊跃。/视觉中国

高工资,以及对高工资的预期也是吸引人们涌入北上广的原因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童玉芬和王莹莹,利用国家卫计委提供的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研究发现,城市平均工资每提高1%,流动人口选择北上广的概率就将提高数百倍。而2014年,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才4000元出头,北京、上海的月平均工资已纷纷越过了5000元大关。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工资高的现象不是中国独有。在美国,大城市的大都会区工作的工人收入比不在大都会区工作的工人高出了30%;在日本,2013年6月首都东京的月平均工资比本州岛最北部的青森县高出13.3万日元(约合8400元人民币)。美国费城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顾问杰拉德·卡利诺(Gerald A. Carlino)梳理道,大城市里人口和就业岗位的高度集聚,带来了较高的拥挤成本(交通堵塞和污染)以及高昂的住房成本,为了抵消这些成本,工作者必须拥有更高的工资。
可为什么大城市里的公司愿意付给工作者更多的工资?为什么公司要在人力、土地成本高昂的大城市里继续做生意?唯一的理由就是,高工资体现的是高生产率。城市为公司带来的生产效率优势,足以抵消这些成本。日本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的近藤惠介(Kondo Keisuke)举了日本麦当劳的例子。东京和神奈川县(人口密度仅次于东京、大阪)2014年的法定最低工资相差无几,为每小时888日元和每小时887日元。当门店位于那些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7000人的地区时,麦当劳提供的工资就会超过最低工资。也就是说,城市越大(人口密度越高),麦当劳能享受到集聚经济的好处就越多,因此就能提供更高的工资。
2015年1月7日,日本东京一家麦当劳门店。/REUTERS

人才总是喜欢扎堆往大城市乃至北上广跑,因为城市的集聚经济带来了信息交换和知识溢出,从而一劳永逸地提升人的生产率,进而带来工资的增长。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克拉克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中国大城市里的农村移民甚至可能愿意放弃部分现有的收入,以换取将来更高的收入。
同样的道理,一个本科学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学生如果想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工作,他更容易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深圳、杭州等地找到心仪的工作伙伴,因为中国互联网市值前20名的上市公司——如著名的三家巨头“BAT”——就扎堆于此。此外,根据清华大学和美国布鲁斯金学会,截止2010年,世界500家最大的公司有256家已在北京进行投资。截止2013年1月,84家《财富》500强公司把区域总部设在了北京。
全世界可能只有北上广把本国的流动人口视为洪水猛兽。
遗憾的是,虽然中国人对北上广依旧趋之若鹜,但北上广并不待见新移民。北上广没有将外来人口视为财富,而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官员们抱怨说,北上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在官员们看来,外来人口挤占了公共服务资源,外来人口是“大城市病”的罪魁祸首。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傅蔚冈在财新网上撰文称,《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年-2020年)规定要“按照2020年总人口为2000万左右的规模,考虑城市空间发展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可上海常住人口在2007年就已经突破2000万,类似的人口超出规划的现象在北京、广州同样发生。官员们不知道的是,北上广的人口密度根本不需要“控制”。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就指出,从世界主要大城市的人口密度来看,北京和上海不算特别拥挤。
2016年2月7日,北京,除夕夜的地铁一号线。/REUTERS

傅蔚冈还援引上海统计年鉴数据称,1978-2012年,上海每万人口医生数分别从40人降到23人,每万人口医院床位数也从44张降到38张——医生数和医院床位数增加的幅度,赶不上人口增加的幅度。他指出,导致北上广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不堪重负的,不是外来人口,而恰恰是政府对公共服务的高度管制。
北上广可不管这么多。北京试图通过“以业控人”把外来人口——确切说是把所谓的“低端就业人群”逼出北京。具体做法就是把城区中的家具、建材、服装和小商品批发市场外迁,以及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北京户籍的劳动者就业。但2013年的一份中法联合研究显示,中国城市的外来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城市其他工业的重要支撑,它们不仅没排挤本地工人,还促进了整体城市生产效率的提高。
2015年3月16日,北京,东城区龙潭街道拆除地下室出租屋。/视觉中国

北上广还想出的绝招是“以学控人”,增加对外来人口子女入学的限制,例如2014年上海要求外来务工人员严格办理居住证,其子女才能在上海享受义务教育。2016年《经济学人》称,在过去的两年里,上海大约将5万-8万非户籍学龄儿童挡在小学门外。但鲜为人知的是,上海的普通小学数量从2000年的超过1000所,下降到2014年的757所。也就是说,上海常住人口在增加,学校数量却在减少。政府错误预估学生数量撤点并校,到头来让新来的移民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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